等因素。这是公共计划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公共计划往往专注于对一般病人——也就是从公共开支中受益最多的病人群体——的影响问题。
对治疗的影响
这篇论文还概述了另外四个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进行比较效果研究的策略。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比美国政府在医疗保健支出方面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此外，比较效果研究的结果与政府医疗支出之间的关系也更紧密。举例来说，在英国，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简称NICE）就为包括药品、临床实践以及临床防治等医疗技术的使用设定了标准。对医疗护理提供者而言，虽然临床护理指导方针只是建议性的，不过，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针对医疗技术和药物的指导原则则是强制性的。该机构测定治疗方法的基础是“质量调整生存年”（QALY），质量调整生存年是指医疗干预对延长生命预期时间的推断。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通过与目前正在使用的最佳治疗方法的比较，来评估新治疗方法的成本效率。通常情况下，在英国负责承付医疗保健费用的英国国民医疗保健制度（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会根据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的推荐方法做出承付费用的决定。如果病人想采用标准以外的治疗方案，那么，他们就必须自己承担费用。
哈林顿指出，美国的医疗保健体制中更注重私营部门，而病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对很多医疗方案保健的花费并不敏感。从而，对哪种治疗方法最有效的信息需求较少。在这篇论文中，哈林顿指出，因为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部门比较起来，消费者、保险公司和雇主关注医疗花费的动机更弱。所以，医疗保险的税收豁免鼓励了水平更高的赔付。作为全面税收改革的一部分，由怀俄明州前共和党参议员艾伦·辛普森（Alan Simpson）和克林顿总统时期担任白宫幕僚长的厄斯金·鲍尔斯（Erskine Bowles）担任联席主席的美国全国财政责任与改革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orm），提出了一项取消这种免税的提案。
由共和党议员保罗·瑞恩（Paul Ryan）和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前主任艾丽斯·利夫林（Alice Rivlin）提出的另一项提案，也鼓励私营部门在比较效果研究领域投资。瑞恩和利夫林认为，就引导消费者如何花费其医疗保健资金来说，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不像是一个政府保险计划，而是越来越像一个明确的捐助计划了。“如果消费者对医疗保健资金的支出更有发言权，就会产生对额外信息的巨大需求。”哈林顿谈到。“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种需求的很大部分都可以由私人投资满足。”
在这篇论文中，哈林顿写道：“旨在降低道德风险的税收制度/保险制度的改革，能减少人们对低价值医疗护理的过度使用，同时，能增加有助于辨别这种医疗护理的信息的需求。”
哈林顿建议说，在促进私营部门进行独立的比较效果研究方面，公共部门可以助一臂之力。一种方式就是扩展比较效果研究的范畴，同时，为在比较效果研究上符合要求的投资提供税收抵免，这些投资包括医疗保健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他指出，虽然政府在补贴比较效果研究方面起着间接的作用，不过，政府不应该确定哪些方案最重要，也不应该在不同的治疗方案中选定“优胜者和失败者”。
另外，政府在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可用性方面的投资，也有助于私营部门进行全新的比较效果研究。哈林顿认为，更好的医疗信息系统有助于将有效医疗方法的研究扩展到现有医疗研究群体之外。举例来说，如果能获取医疗保险申报信息，研究者就能得到用于研究的新数据，从而能让纳税人无需付出额外费用，就得到哪一种医疗干预方案最有效的研究成果。他谈到，如果数据能被更广泛地取用，那么，社会科学领域能力出众的研究者——其中包括专门从事商业和金融研究的经济学家和学者——就会被吸引到比较效果研究领域，而且无需政府的额外支出，就能产生研究成果。
“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易用性，对研究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篇论文写道。“让医疗保险申报及其相关数据对更广泛的研究者开放，那么，无需政府机构对研究课题预先核准，就会有更多的研究者将精力投入到比较效果研究及其相关研究上，而这些研究既不需要政府直接投入时间，也不需要政府给予研究方面的支持。”
在新医疗改革立法的框架下，患者导向医疗效果研究所资助的研究者将能够从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医疗补助计划以及联邦儿童医疗保险计划（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中取用数据。这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必须提交给同仁审阅，并要在90天内向公众公布。从传统上来说，比较效果研究的很大比例是由医学院的教职员利用政府、兰德公司（Rand Corp.）等非营利性组织、医院系统以及制药公司捐助的资金进行的。哈林顿补充谈到，技术的进步会使比较效果研究的进程更快，也更轻松。比如说，全面的随机对照试验是研究领域目前的黄金标准。瞻望未来，分析人员可能更多地专注于观察性研究，也就是说，不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进行试验，就能通过观察病人样本以及不同的治疗方案，推断出哪种方案疗效最佳的结论。这篇论文指出，“人们对医疗数据隐私的担心，以及会阻碍比较效果研究的针对数据可利用性的限制措施，可以通过修改规章和法规来减少。”
这篇论文还认为，更好的比较效果研究能够激励治疗方案和医疗技术开发者在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设想上投资。很显然，这些设想的实现最终能让它们成为市场的领导者。这些创新可以通过知识产权法规予以保护，其中包括可以防止专利持有人为发现大有希望的治疗方法进行的投资受到竞争对手仿冒侵害的专利。
“给予恰当的环境，”哈林顿谈到，“我们就能在私营部门为比较效果研究创造出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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